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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14 17:04

2014年6月,民政部下发的《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第55条规定:原则上不得为受助人员提供现金。因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短途公共交通费的,一般不超过20元。可以说,这断了不少跑站人的“生财之道”。如今,很多救助站只提供车票,不再提供现金,越来越多的职业跑站者逐步转向妇联、民政等其他部门骗助。

尽管发现高某顺是职业跑站人,但会理县救助站副主任张福喧却无可奈何。他表示,根据目前施行的救助管理相关规定,对同一人同地的救助在一年内不超过2次,超过就可以拒绝救助。“但大部分跑站者已熟悉了救助条文和规则,钻政策空子,有计划地在各地救助站跑,基本不会在一年内到同一个地方重复求助”。

1月19日早上8点过,阿兵抱起儿子出了门。跑站的路线,早在一周前就已经规划好。当天,阿兵将先去泰顺县妇联和团委。在手机上,阿兵熟练地搜索到了这两个部门的位置,并教记者如何使用。

弟媳对阿兵也颇有微词。她说,家里的两个弟弟也被阿兵骗过。离家前,阿兵说要开店做生意,向两个弟弟借了1万多元,借钱后不久就“消失”了,至今也没还钱。

除了直接要现金,跑站者们也不会拒绝车票。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回家,而是将车票转卖或者退票换取现金。这种方式被“跑站者”自称洗票。近年来,为了防止洗票,有的救助站会在票上盖章。但这并没有难倒跑站者们。来自江苏、广东等地的多名跑站者透露,就算盖了章,用化学溶剂同样可以轻松洗掉字样。

晚上,阿兵盘点了一天的收入:他从四个部门总共拿到1000元现金,还有一张价值58元的车票。

那么,职业跑站者是否涉嫌诈骗?四川谦亨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天鸿表示,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对职业乞讨、职业跑站做出明确界定,跑站者获取的是别人的同情,双方自愿,并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很难定性为诈骗。但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这意味着,相关部门可以根据职业跑站人的行为表现及对社会治安的影响程度给予相应行政处罚。

如果还是骗不了怎么办?“那就用绝招了。哭,吵,闹,威胁跳楼,假装要自杀,演出一副绝望到已经活不下去的样子”。乔建说,一般而言,演到这个地步,对方往往多少都会给点钱,打发了事。

1月22日下午,阿兵带着孩子又去了浙江衢州市境内的龙游县妇联、龙游县民政局,整个四天时间里,阿兵共要到2370元现金。加上此前四天骗助到的3690元,8天时间,他一共收入6060元。后来,他带着孩子匆匆进入衢州市常山县。

跑站的几天里,阿兵都是以“老婆跟着别人跑了,无钱回家”为理由求助。实际上,每天晚上,阿兵都要和老婆通电话。经记者核实,阿兵的老婆目前在重庆工作。

与乔建的经历类似。去年年底,32岁的广东韶关籍职业跑站人韩东(化名)也选择了回到老家,彻底结束了跑站。韩东说,长时间的奔波,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便回老家找了份正式工作,“相比跑站,踏实工作挣钱生活,心里要实在得多。”

为打击“跑站”现象,近年,各地救助站陆续安装了全国联网的救助系统,对于同一多次求助者,如经查实系职业跑站人,将被纳入救助黑名单。全国救助管理系统显示,仅2011年至2013年,就有6000多名跑站人被列入不予救助的黑名单。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有着怎样的生存模式?成都商报记者卧底进入职业“跑站人”群体,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暗访调查。

随后,会理县救助站工作人员通过联网系统对高某顺进行查询,结果让人大吃一惊:从2013年起,一年多的时间里,高某顺跑遍了各地207个救助站。并且,在每个救助站都提出同样的救助要求:给现金。面对查询结果,高某顺承认,自己就是职业骗助者。在认错之后,他还保证这绝对是最后一次“求助”。

成都商报记者得知,丽水市妇联早已从辖区多地妇联部门查实,阿兵已在当地多个地方多次拿到救助金。于是,该市妇联向辖区内各地妇联部门通报了他的情况。

不过,在2015年农历新年到来之前,乔建已经暂别跑站,目前在东莞的一家饰品公司打工,月收入三四千元,还包吃包住。他在厂外租了一间便宜的房子,还买了生活用具,“其实相比‘跑站’,打工还是要轻松许多,至少有个安定的地方,日子过得舒坦。”他说,过了春节,如果合适就找个正当的工作稳定下来。或许,自己也将永别跑站这个行业。

来自四川某县的乔建(化名)是群里最牛的人。以拜师的名义,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了乔建。乔建透露,自己曾在上海装残疾要钱,后来得知跑站要钱来得快便转了行,2014年他的收入近10万元。如何能要到更多钱?乔建的回答简单利落:要会编故事,更要会演故事。“父母双亡,钱财被偷,患上绝症,怎么惨怎么编”;其次,一定要会演,“要让人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不然谁来同情你?”

随后,他前往文成县慈善总会。结果刚进大门,一名跑站同行也来了,经过“讨价还价”,这名同行拿到几十元后离去。等这名同行离开后,阿兵也软磨硬泡从慈善总会拿到了100元现金。

然而,打工的收入,并不让阿兵满意。“一个月三四千块钱,除了开支所剩无几,而且很辛苦,还不自由。”

李敏也常听村支书说起阿兵的这些事,她感觉儿子在给家里蒙羞,“一个人要堂堂正正做人,坑蒙拐骗肯定是不对的”。事实上,故乡并未被阿兵遗忘。有时,他也想给以前的老朋友打个电话,但想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始终没有勇气,“没脸见他们。”

进入泰顺县前,阿兵已去了周边的几个县城,四天成功骗助3690元,“年底了,哪里都好要钱。”

1月18日下午,浙江温州泰顺县城,街头寒风凛冽。在一家小宾馆的二楼房间,昏暗的灯光下,3岁的儿子正在看动画片,阿兵坐在旁边抽烟。

跑站期间,阿兵在火车上认识了妻子,随后一度放弃跑站,在成都找了一份工作。他称,他拿出一些跑站攒的钱,加上妻子家里资助,小两口在成都买了一套小户型。那时,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过幸福的二人世界。

2005年,阿兵无钱回家,只好向民政局求助,让他意外的是,自己轻松拿到了救助金。受此“启发”,阿兵无师自通正式入行。“早些年,救助系统也没全国联网,都是现金救助,也挣了不少钱。”他称,那两三年间,他顺利“赚”到了20多万元。

32岁的阿兵身高超过一米七,体格匀称。谈起入行经历,阿兵说,自己从小也梦想着考大学改变人生,但因成绩不好,十几岁便离家外出打工,“年轻不懂事,挣点钱也挥霍了。”

在泰顺县妇联,阿兵直奔领导办公室,见到妇联领导后,原本在路上有说有笑的他,忽然满脸悲怆:“我老婆跟别人私奔了,我带着孩子找到这里,老婆也没找到,钱也用完了,无法回四川老家了,能不能给点路费。”为了证明所言不假,他从背包里面掏出了户口簿和孩子的出生证明。阿兵熟练的表演,引起了妇联领导的同情,当即给了500元资助父子俩回家。阿兵感动得像要哭出来,连声道谢离去。刚出妇联大门,阿兵就难忍欢喜,他拿着钱在记者眼前晃了一下,得意地说:“没骗你吧。”

“我们一家,早就和他(阿兵)断绝关系了,当这个儿子没有一样。”谈起儿子阿兵,60岁的李敏(化名)有些愤怒。她说,阿兵上初中后,就和一些“混混”交往,没读完初中就辍学了。阿兵18岁那年,因不听话,她和丈夫打了儿子,儿子称要和他们断绝关系,于是离家出走。14年过去了,再也没回过家,也从没和家里联系过。

时隔多日,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景宁妇联表示,阿兵威胁要跳楼时,办公室工作人员确实被吓到,“如果真的跳楼了,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但阿兵表示,自己不会真跳楼,只是威胁而已。这也是他常用的办法之一:只要不给钱,就赖着不走,并以跳楼、自杀等威胁。他说,有些部门担心真出事,就会给点钱打发走人。

当地村支书赵书记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从七八年前开始,他就不断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公安、民政、妇联等部门的电话,说阿兵在外地无钱回家了,四处要钱,于是打电话到村里核实阿兵家里的情况。“有时每隔几天就接到电话,一年起码要接几十上百个,接电话都接烦了。”他说,“他竟走些歪门邪道,简直给村里丢脸。”

1月初,成都商报记者来到阿兵的老家,距凉山州冕宁县50余公里的这个小山村交通闭塞,经济条件落后。山脚下,几间破旧的土墙房,就是阿兵曾经生活的地方,他的父母和两个弟弟一家还生活在这里。

2014年12月4日,24岁的陕西男子高某顺穿着黑色西装,出现在凉山州会理县救助站。他告诉工作人员,自己钱包被偷,没钱回家过年。听完高某顺的讲述,救助站方面表示,可以提供一些方便面和矿泉水,再帮他想办法回家。可高某顺的表现却有些奇怪,他拒绝了面包和水,坚持要300元钱。但根据救助管理规定,救助站无法提供现金。遭拒后高某顺愤然离去,随后来到当地政府一名黄姓副县长办公室,并现场大闹,几度声称:“要是不给钱,就不走了”。

乔建也是同样的看法。三年的跑站生涯中,他从没向家人提及过自己的真实经历。为了避免被旁人和家人发现,在交流时,像大多数跑站者一样,乔建将救助站称为“公司”。

此时,意外的一幕突然发生。阿兵给了儿子几巴掌,孩子立刻大哭,阿兵告诉工作人员,如果得不到帮助,他就抱着孩子从5楼上跳下去。工作人员惊吓不小,赶紧拨打了110。后来,县妇联和团委分别给了阿兵200元,阿兵这才离去。

1月19日下午3点过,阿兵找到温州市文成县妇联部门,但没找到领导,他便对一位工作人员说,自己老婆跟着别人跑了,带着孩子无钱回家。这一次,他演得更加努力,眼里已泛起了泪花。这让办公室的一名女工作人员很是同情,私人拿了200元现金给他。走出妇联大门,阿兵似乎并不满意:“要是领导在,还可能多骗到两三百元。”

1月20日一早,阿兵父子来到丽水市辖区的景宁县城。此时已经11点,他先找了宾馆住宿。下午3点,阿兵抱着孩子首先来景宁县团委,但因领导不在没拿到钱。随即,他前往楼上的妇联部门,还是没找到领导,妇联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称,“领导不在,无法做主。”

2014年12月中旬,成都商报记者以一名“跑站者”的身份加入了多个跑站聊天群,通过聊天群,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32岁的职业跑站者阿兵(化名),他是凉山冕宁县人,2005年入行,被同行尊称为“前辈”和“顶尖高手”。阿兵称,几年前,他在成都买下一套住房,曾一度放弃“跑站”。然而,经不住诱惑的他,两年前再度入行,并带上了年幼的儿子,一年收入达10万元。他说,“带着孩子跑站,更能引起别人的同情,来钱更容易”。

事实上,类似处罚已有先例。今年1月12日,绵阳陈家坝乡政府来了两名职业跑站者,被工作人员发现并报警,随后两人因涉嫌冒用他人身份证和诈骗,被行政拘留。

不过,在他之前所建的跑站聊天群中,至今仍然不断有新人加入,并咨询经验。对于这些新来者,韩东总是用同一句话相劝:“跑站只会把你废了,跑站永远跑不出明天”。

1月21日早上,阿兵前往浙江丽水市妇联求助,遭到断然拒绝。随后两天,阿兵相继去了同属丽水辖区的松阳县和遂昌县两地妇联部门,也都没有求助成功。

随后,因当地团委办公室就在妇联办公室隔壁,为防身份败露,阿兵放弃了去团委,抱着孩子来到泰顺县民政局,以同样的理由讲述着自己的遭遇。让他虚惊一场的是,通过全国救助系统,工作人员查到阿兵有过救助记录,对此,阿兵坚决否认:“之前身份证掉了,可能被别人冒用了。”随后,阿兵顺利拿到200元现金,并领到一张到温州的车票。

因带着孩子,阿兵现在已不再去救助站了,而是专门跑妇联、团委、工会、民政等部门,“通常这些部门(的职责)都与儿童有关系”。现在,儿子就是阿兵跑站的最大“法宝”。

“像吸毒一样,(跑站)也会上瘾”,跑站者李明曾多次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做这行总结起来就是一个“骗”,久了心里也会觉得没有尊严。但他至今还没有退出的打算,也没有想过去找工作,“因为(跑站)钱来得比较容易,养成了好吃懒做、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不仅存不了钱,也不想再去辛苦工作”。

最终,会理县救助站按规定给了高某顺一张到攀枝花的车票。然而,在他离开之后,当地救助站通过系统查询发现,他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跑站之路,随后又出现在全国多地。湖北省丹江口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向成都商报记者证实,2014年6月,他们就已发现高某顺是一名职业跑站人,并在当地民政局进行了曝光。

根据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发现受助人员故意提供虚假个人情况,应立即终止救助。对此,张福喧表示,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均未对“应得到救助的对象”如何界定予以细化。由于救助站的信息系统尚未与公安部门联网,核实这些人的具体信息非常困难。因此,很多时候只能由救助站工作人员凭经验进行判定。阿兵在浙江求助过的部分政府部门也表示,他们无法像公安部门一样能核实当事人的具体情况,所以很难甄别真假。

2012年,儿子出生后,阿兵感到生活压力愈发增大,为此常和妻子闹矛盾。此后,妻子外出务工,孩子留给阿兵照看。2013年,阿兵决定重回跑站行业,“来钱实在太容易!”为何要带上年幼的儿子?阿兵坦言,一是孩子无人照看,二是带上孩子,求助成功率和收入都要高很多。去年底,阿兵盘点,自己一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

事实上,高某顺的“跑站”经历,并非个案。这是一种还不被人熟知的职业乞讨方式,行内称作“跑站”。简单来说,就是这群身体健康且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的人,游走全国,编造各种凄惨遭遇,专门到各地救助站及政府部门求助,并且,不给钱就不走……